●【本月点评】在战略布局、现实困境与深层追问之间。

●【职教前瞻】

1.未来五年职业教育发展新动向思考。

2.学龄人口达峰给职业教育带来的挑战与应对。

●【高端视点】

1.林宇：从政策实践看职业教育的公平追求与贡献。

2.任占营：以教学关键要素改革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3.孙善学：我国职业学校教育的多元协同育人模式。

●【职业本科】

1.周建松：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2.周建松：模糊 分立 趋同——我看职教本科与应用型本科。

3.职业本科扩大规模是一场国家战略层面的系统性布局。

●【专业建设】

1.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27个本专科专业。

2.职教增补27个专业释放哪些信号？

3.教育部增补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从专业“上新”看职教“向新”。

●【职教数据】

1.《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职业教育大数据出炉，中职持续瘦身、高职稳中有变、职业本科狂飙突进。

2.2026年职业本科投档线再创新高。

●【职教观察】

1.“综合高中”办了三年，职业技能课只剩5%。

2.中职“少而精”和“双优校”建设“111”方案建议。

3.办“小而美”“有温度”的“新中职”，就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兼听则明】

1.“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2.“产教融合”喊了快20年，为啥还是老师导戏、学生演戏？

●【院校实践】

1.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探索卓越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

2.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要素联动 打造“集群式”课程改革模式。

3.广西城市职业大学以“一体两翼五重点”谱写职业教育发展新篇章。

4.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素质教育模式的20年探索与实践。

●【职教笔记】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经典论述（27）。

在战略布局、现实困境与深层追问之间

原创：职教天天向上；2026-07-31

当前，国家战略层面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前所未有，专业布局、体系升级、模式创新均呈加速之势；但改革越是深入，那些根植于制度惯性、资源配置、社会观念的结构性障碍就越是凸显。从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到《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一次性增补27个本专科专业；从职业本科投档线持续攀升引发社会热议，到综合高中课程实施调研揭示的结构性困境——本月职教动态既展现了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战略发展的政策主导，也暴露了改革深水区中理念与落地之间的现实困境。

一、战略布局：未来前瞻与应对挑战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鲜明的政策主导特征，其核心表现为‌国家顶层设计、法律法规保障、项目化驱动、行政力量统筹实施‌，通过密集的政策供给将职业教育从“层次”提升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教育‌。《未来五年职业教育发展新动向思考》以国家政策为依据，前瞻观测了职业教育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和行动路线，并预判职业教育在办学理念、职教体系、成长通道、产教融合、发展阶段和发展动能等方面将要发生的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学龄人口达峰给职业教育带来的挑战与应对》则为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提供了宏观背景、挑战影响和应对路径。教育部明确：小学学龄人口于2023年已达峰，初中预计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达峰不是终点，而是教育大变局的起点”——这一判断意味着职业教育不能再依赖生源红利，而必须在“质量+特色+服务”的赛道上重构生存逻辑。

二、现实困境：四重追问下的实践反思

追问一：扩张的速度与内涵的厚度——职业本科是跑快了还是跑慢了？

124所、15.41万招生、投档线最高610分——这是2026年职业本科交给公众的成绩单。在就业市场上，90%以上毕业生进入制造业、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头部院校起薪反超普通本科12%-15%；《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职教数据显示职业本科狂飙突进，似乎在宣告职业本科跑赢了，跑快了。

但《“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这个目标实现了吗？》显示2025年职业本科招生15.41万人，距离10%的目标还差得远；招生规模每年以数万人的速度增长、社会认可度持续提升、政策支持力度只增不减；10%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职业本科的春天确实来了。另外，《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五大关系》提出办好职业本科须处理好“五大关系”，核心只有十个字：“升本不忘本、升本达成本”。《从政策实践看职业教育的公平追求与贡献》进一步揭示了更深层的制度困境：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生均经费却低于普通本科；2025年公务员招录专业目录未涵盖职业本科专业——这本身就是制度性歧视。当“投档线神话”与“制度性歧视”并存于同一时空，职业本科的高质量发展便不可能仅凭招生数据来自我证明。

追问二：专业的超前性与培养的适应性——新增专业是风口还是空壳？

7月16日，教育部增补27个专业，18个为职业本科。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氢能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低空运输工程技术——这些专业名称精准对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职业教育“前瞻布局”的雄心。《教育部增补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从专业“上新”看职教“向新”》发出战略之问、产业之问、教育之问，提出职业院校专业调整要充分依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优势资源，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精准转化为新专业。日照职业技术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等一大批职业院校已经就专业对接产业作出改革探索。

然而，把新专业写在目录上和把新专业真正办好，中间隔着师资、教材、设备、实训场地的漫长距离。专业增补解决了“培养什么人”的上游问题，但“用什么培养”“谁来培养”的中下游环节，才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以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解读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时给出了清晰的行动框架：推行“红黄牌”制度和“三张清单”制度，建立“三主编”教材开发机制，让“政、行、企、校”在同一张“施工图”上作业。但“施工图”画好了，施工队能否跟上节奏？有专家建议“依托存量、渐进发展”——这听起来保守，却恰恰是对“目录增补容易、落地培养艰难”这一现实的清醒判断。

追问三：入口端的火热与融通端的冰凉——综合高中为何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

职业本科投档线高歌猛进的同时，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对25所综合高中的调研却呈现了另一幅画面：文化课与技能课之比为7.5:2.5，高三部分学校技能课被压缩至不足5%；超过85%的高一学生对职业教育知晓率低于15%。研究者用“双重符号贬值”来描述其困境——既拿不到普高的文化资本优势，又缺乏职业教育的技术积累。

综合高中本应是职普融通的制度载体，却在实际运行中被升学逻辑彻底收编。有研究者对此一针见血：职普融通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综合高中实质上是将选择时间延后一年，一个学校办好一种教育已属不易，同时办好两种教育则更具挑战性。原因不难理解：评价标尺没变、硬件跟不上、管理层级过低、升学导向的文化压力——当这些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学校“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把课时和资源全部押在文化课上”。综合高中的困境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职普融通如果只停留在制度设计层面，不触及课程结构、评价体系和资源配置的深层改革，就注定只是“延迟分流”而非“多元选择”。

追问四：战略的雄心与制度的惰性——产教融合为何还在“模拟”？

“产教融合”喊了快20年，但调研中一个细节令人警醒：机电实训室里，学生按课本图纸操作模拟件，被问到“废品率怎么算”时茫然无措——“反正这是模拟件，做完就算合格”。这就是我们喊了无数次的产教融合？学生在教室里“模拟”人生，企业在围墙外冷眼旁观。

问题出在哪里？企业端不积极，是因为制度设计让参与职教变成了“赔本赚吆喝”：怕“为他人作嫁衣裳”，嫌“太麻烦不划算”，而学校端的“象牙塔思维”又让合作难以深入。《我国职业学校教育的多元协同育人模式》提出了一个具有理论高度的回应：中国职业教育正在形成一种有别于德国“双元制”的“多元协同育人模式”——整合岗、课、赛、证等多重要素，联动院校、企业、行业组织、评价机构等多方主体，以更灵活的机制应对中国产业快速迭代的复杂场景。这一模式能否真正破解产教融合的深层障碍，取决于能否让企业从“帮忙”变成“分内事”——将产教融合纳入国企KPI考核、落实税收减免等实质性激励、建立“尽职免责”清单。有研究者则从另一角度补充：产教融合必须依托非市场要素赋能，依靠政府牵头的事业联合体和链主企业牵头的行业共同体双平台发力。一句话：职教要翻身，必须让企业站到C位来。

三、写在最后：没有一劳永逸的改革

七月的职教改革动态值得我们深思：当我们同时看到职业本科投档线创新高和综合高中技能课不足5%，看到专业目录精准增补和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看到研究者对教育公平的深刻追问、对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系统擘画、对培养模式的学理提炼——我们便不再能用“形势一片大好”或“问题积重难返”来简单概括职教改革的现状。

真实的改革从来不是线性前进的。它在某些领域高歌猛进，在另一些领域步履蹒跚；它既有制度创新的红利，也有路径依赖的惯性。《职教月刊》恰恰在于忠实地记录这种复杂性——不回避问题，不粉饰太平，让读者在多维度的信息中自行拼凑出中国职业教育的真实图景。

黄炎培在近百年前说过：“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有效——职业教育的深层困境，从来不只是教育内部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结构、产业生态、文化观念深度纠缠的系统性课题。

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劳永逸的改革，只有持续的追问和不断的校准。而追问本身，就是进步的开始。

●1.未来五年职业教育发展新动向思考

来源：《工人日报》；2026-07-20

“十五五”时期是职业教育深化改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阶段。前不久，国务院先后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从2025年的30%提升到2030年的35%，明确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规划为职业教育确定了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和行动路线，在办学理念、职教体系、成长通道、产教融合、发展阶段和发展动能等方面均呈现出深刻变化。

第一，办学理念提升至服务和支撑并举的新高度。“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每年向社会输送超过1000万名毕业生。进入“十五五”，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的指导思想从侧重关注学校自身办学条件，转向注重服务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

今年6月，由中国建筑集团、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共同领衔，联合60家行业企业、高校及职业院校组建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职业教育主动融入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更是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难题的优化路径。规划提出，健全人才供需适配部际协同机制，提升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服务水平；鼓励超常规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缩短调整周期。这表明，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支撑产业发展、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高度。

第二，职教体系迈入衔接和延伸并行新区间。职业教育层次重心上移，源于产业升级对教育结构提出的新要求。“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体系已形成“中职为基础、高职专科为主体、职业本科为牵引”的基本格局。规划提出，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推动职业教育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融合贯通。这勾勒出层次变革的核心方向——衔接与延伸并行。

从最新数据看，2025年中职学校6741所，比上年减少121所；截至今年7月，高职专科1664所，比2024年增加102所；职业本科124所，比2024年增加73所，增长143%。职业本科招生约占职业教育招生的4.6%，距离“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10%”的目标仍有差距。未来五年，人才培养链将延伸至专业学位研究生，形成“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完整链条。中职走“少而精”之路，高职专科作为主体地位更加突出，职业本科数量将持续增加。

第三，成长通道进入灵活和多样共存新空间。职教与普教的关系，应从教育结构适配产业升级、支撑国家战略与满足民生需求相统一的视角来审视。

未来五年，职普融通将不断深化。在高中阶段，各地通过举办职普融通班、综合高中等方式，推动学籍互转、学分互认、课程衔接、师资互派和评价体系改革。在职教高考方面，目前，各省积极探索，山东“职教高考”技能占比最高达57.3%，江苏招生专业全面对接产业需求，福建探索职业技能赋分以降低实操考试组织难度。规划提出“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在高等教育阶段，改革学位体系和评价体系，打通工程型、技术型人才成长路径，允许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拓宽向上成长通道。在终身教育阶段，推动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和开放大学协同联动，加快学分银行建设。

第四，产教融合构建集群和联动育人新形态。产教融合是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和教育链衔接的制度设计，也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十四五”期间我国已形成“一体两翼”的组织治理结构，建成3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34个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

未来五年，产教融合将进一步深化。一是扩大政策供给，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二是扩大办学“朋友圈”，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学校，让企业从“用人端”走向“育人端”。三是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的精准度，推动有条件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四是加快专业调整速度，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形成产教适配的敏捷机制。五是推动校企人才双向交流，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

第五，发展阶段进入质量和特色并重新时期。学校发展一般经历规模扩张、规范发展、质量发展、特色发展、精细发展和品牌发展六个阶段。当前，职业院校已进入质量和特色并重的新时期。

质量方面，五年内要完成对所有高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的评估；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实行高校毕业生就业红黄牌提示制度，强化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对质量不达标的专业形成硬约束。特色方面，要坚持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以需求为导向、以产定教，坚守服务地方发展的区域特色，回应不同区域重点支柱产业的差异化需求，还要形成有别于其他院校的校本特色，避免“千校一面”。

第六，发展动能切入数字化和国际化新赛道。“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给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带来深刻影响。规划部署“人工智能+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一是紧跟产业升级脉搏，动态调整专业设置，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形成能力图谱和新形态教材；二是提升师生数字化素养，构建人工智能助学、助教、助育、助评、助管、助研的教学新生态；三是坚持“数字向善”，引导智能技术合理应用，减少对教育的负面影响。

在国际化方面，“十四五”时期职业教育已成为教育国际合作的生力军。规划要求培养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规范有序开展海外办学。“职教出海”应遵循“教随产出、产教同行”原则，实现规范出海、标准出海、稳步出海。在“引进来”方面，扩大合作办学、联合培养，鼓励教师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化教学能力。

（作者：佛朝晖，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2.学龄人口达峰给职业教育带来的挑战与应对

来源：“全民职教”公众号；2026-07-31

近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公布我国学龄人口梯次达峰时间表：小学已于2023年达峰，初中预计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这组数据看似冰冷，却勾勒出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最核心的底层逻辑：中国教育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结构重塑”，达峰之后，不是断崖式下滑，而是一场深刻的资源再平衡与质量革命。

一、达峰不是终点，而是教育大变局的起点

学龄人口梯次达峰，本质上是过去四十余年人口波动在教育端的集中释放。2016 年前的生育高峰，造就了今天基础教育的学位紧张；而此后出生率持续走低，又预示着十余年后生源总量的系统性回落。

2023年：小学已达峰，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生源下滑、校舍闲置苗头。

2026年：初中达峰，“十五五”前期初中办学压力将达到顶峰。

2029年：高中达峰，中考竞争、普职分流、县域高中振兴将集中承压。

2032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达峰，高考报名人数、高校办学规模、学科结构迎来历史性拐点。

这是一条清晰的倒U型曲线：先挤后松、先热后冷、先扩张后优化。对教育系统而言，“达峰”不是简单的人数见顶，而是从“有没有学上”到“能不能学好”、从“规模优先”到“质量优先”的分水岭。

二、达峰期的三大矛盾：挤与空、城与乡、量与质

1.时间差矛盾：此峰未过，彼峰又至

小学回落、初中冲高；初中见顶、高中承压；高中放缓、高教爬坡。各学段 “错峰波动”，导致资源配置无法“一刀切”：今天建的小学，明天可能闲置；今天缺的高中学位，三年后或过剩。

2.空间差矛盾：城镇挤、乡村弱

人口持续向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净流入地区学位紧张，流出地区校舍空置。一边是大城市“一位难求”，一边是乡村小规模学校生存艰难，资源“错配”加剧。

3.结构差矛盾：普高热、职教冷；同质化、缺特色

高中达峰叠加普职分流，普通高中热度居高不下，中职吸引力不足；高校数量增多，但专业重复建设、同质化严重，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

三、主动迎峰：从“被动扩容”到“主动调结构”

面对梯次达峰，教育部已明确方向：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核心不是 “对抗达峰”，而是借达峰之机，推动教育高质量转型。

1.资源配置：跨学段流动、城乡一体化

打通学段壁垒：小学富余校舍改初中、初中富余资源补高中，师资跨学段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城镇优先供给：人口净流入地新建、改扩建学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乡村提质不撤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通过数字化共享优质师资。

2.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缓解达峰压力

县域高中振兴：缩小城乡高中差距，减少“超级中学”虹吸效应。

普职融通、综合高中：中职办普高班、普高开设职教课程，拓宽升学通道。适度扩大普高规模，同时强化中职特色，避免 “千校一面”。

3.高等教育：2032达峰前，提质而非扩量

高校分类改革：研究型、应用型、职业型高校错位发展。

专业动态调整：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等国家战略领域，淘汰过剩专业。扩大优质本科供给，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而非盲目扩招。

4.治理升级：用数据预警，以质量为核心建立全学段人口监测预警平台，提前3—5年预判学位需求。从“拼分数”转向“拼素养”，中考、高考改革深化，多元评价体系逐步建立。

四、院校应对：职业院校与本科院校的转型路径

（一）职业院校：抓住2029高中达峰窗口期，做强“就业+升学”双赛道

2029年高中阶段达峰，普职分流压力同步走高，职教高考、职业本科扩容、产教融合将成为职业院校最大机遇。

1.中职学校：强基、提质、融通

扶优限劣、布局优化：人口流出地小、弱、散中职学校主动合并或转型；产业集聚地集中资源打造“高水平中职”，形成区域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专业跟着产业走：重点布局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养老托育、新能源、数字技能等紧缺领域；砍掉就业率低、同质化严重的传统专业。

深化职普融通：开设普职融通班、综合高中班，允许学生在普高课程与技能课程间灵活切换，打破“一考定终身”。

  打通升学通道：做强“3+2”中高职贯通、职教高考辅导，把“能就业”升级为“能升学、能就业”双出口。

2.高职院校：提质扩容、对接本科、产教融合

扩容不“放水”：2029—2032 年承接高中达峰后的生源高峰，适度扩大规模、严控质量底线；强化实训课时占比（≥50%），提高技能证书获取率。

冲刺职业本科：骨干高职主动申建职业本科专业，或与职业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构建“高职→职业本科”一体化通道。

深度产教融合：牵头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订单班、大师工作室，校企双师共教、项目共研、成果共享。

育训并举：面向企业职工、退役军人、农民工开展技能培训，把学校办成区域技术技能服务中心，对冲未来生源下滑风险。

（二）本科院校：2032 达峰前“分类定位、质量为王、特色突围”

2032年后高教适龄人口下滑，本科院校将从“抢生源”走向“拼质量、拼特色、拼就业”，洗牌加速：无特色、弱区位、低就业院校最先出局。

1.双一流/研究型大学：聚焦拔尖创新，做强“高精尖”

收缩规模、提升质量：不再盲目扩招，优化本研比例，扩大强基计划、本硕博贯通培养。

主攻国家战略领域：集中资源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 “卡脖子” 学科与基础学科，打造国家级创新高地。

强化科研转化：建立技术转移中心，落实科研人员收益分配，从“重论文” 转向“重贡献、重转化”。

2.地方普通本科：全面向应用型转型，嵌入区域产业

去同质化、强应用型：放弃“综合性”幻想，紧密对接所在城市主导产业（制造、能源、文旅、现代农业等），动态调整专业，淘汰“冷门、低质、过剩”专业。

校企深度协同：与企业共设课程、共建实验室、共组双师团队，推行“订单式、项目制、现场教学”，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服务地方发展：把学校办成区域智库、技术服务中心、终身学习平台；开放设施、参与治理、赋能中小企业，提升不可替代性。

3.民办本科/弱势本科：特色化、小而精，或合并转型

精准定位、错位竞争：避开公办强势领域，聚焦特色赛道（艺术、体育、护理、康养、跨境电商、数字媒体等），打造 “小而美、专而强”。

主动合并重组：同区域、同类型弱校合并做大、集中资源；或并入公办/强校，降低运营风险。

向职业本科转型：符合条件的可申请转为职业本科，强化技能培养、对接职教高考，抢占技能型本科市场。

（三）共同趋势：达峰之后，“质量+特色+服务”决定生存

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无论职教还是本科，招生数不再是政绩，质量、就业率、满意度才是。

从学历导向到能力导向：用人单位更看重实操能力、创新能力、职业素养，“文凭内卷”逐步降温。

从封闭办学到开放融合：校校、校企、校地、校社边界模糊，终身学习、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成为常态。

五、达峰之后：中国教育的新图景

2032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达峰后，中国教育将进入“总量稳定、结构优化、质量引领”的新阶段：

规模不再是目标：幼儿园、小学、初中生源逐步回落，高中、高教规模见顶后趋稳。

公平与质量成为主线：城乡差距缩小，优质资源均衡配置，“上好学”成为普遍现实。

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人才培养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终身学习体系完善：学历教育压力缓解，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老年教育蓬勃发展。

结语：达峰不是危机，而是转型窗口

2029、2032，两个关键年份，标记着中国教育的时代转折。达峰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动等待、盲目扩张、固守老路。

站在 “十五五” 开局的历史节点，我们需要以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思维、更精准的举措，把学龄人口达峰的压力，转化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教育达峰，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教育迈向强国的新起点。

●1.林宇：从政策实践看职业教育的公平追求与贡献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网；2026-07-10

一、对公平的理解

公平是一个具有多重维度的复杂概念，不同学科对其界定各有侧重。从哲学视角看，公平分为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形式公平强调程序正义，实质公平则关注起点的机会均等，以及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让每个人获得与其禀赋相适应的个性发展。

从社会学视角看，公平集中体现为权利、机会、规则和分配的有机统一，核心是资源和机会怎么分、制度和程序怎么保，并在此基础上关注代际之间的公平接续。

从教育学的视角看，公平主要体现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起点公平重在入学机会均等，过程公平重在资源配置均衡——特别是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结果公平则要求我们建立补偿机制，重点关注弱势群体的诉求。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公平，但实际上大家讲的内容，既包含公平，也包含公正。“公平”更多指向分配的对等性，“公正”更多指向价值与程序的无偏性。我认为，讨论教育公平，要把这两者统一起来，综合考量。

二、职业教育追求公平的实践历程

以高等职业教育大发展为标志的职业教育新体系建设，至今仅二十余年。1999年高校扩招是这一进程的起点。在此期间，职业教育一方面实现了自身规模的快速扩张，另一方面也持续争取与普通教育同等对待的公平地位。

（一）追求地位公平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在层次定位上被明确限定为专科层次。尽管职教战线始终主张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并列的一种教育类型，而非低一层次的教育，但这一理念直至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颁布后才得以法律化。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标志着职业教育在争取同等层级教育公平对待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二）追求待遇公平

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初期，国家并未建立专门的财政投入标准。普通高等教育较早即建立了生均拨款标准，而高等职业教育自1999年大发展到2014年决定建立生均经费标准，经历了长达15年的政策空白期。

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后，国务院下发文件明确建立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其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标准确定为每生每年12000元，由中央财政以奖补的方式帮助地方逐步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均经费标准则由各省制定。这一制度的建立，使职业学校得以摆脱单纯依靠扩招规模维持运转的困境，为其基本办学和有限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在办学条件方面，由于职业教育底子薄、基础差、保障少，办学条件长期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2022年，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将实施职业教育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当时，全国职业学校的达标情况一次性全面排查后并不乐观。经各地各校持续努力，截至2025年，全国职业学校教学核心五项指标达标比例为83%，其中中等职业学校为87%，高等职业院校为68%。尽管数据仍有提升空间，但相较于历史状况已取得了显著进步。办学条件的改善，是保证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重要前提。

（三）追求结果公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职业教育学生毕业后的升学通道受到严格限制，政策导向以直接就业为主。历史上曾实施三个5%政策：高职毕业生升学比例控制在毕业生总数的5%以内，本科高校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控制在毕业生总数的5%以内，五年制招生控制在高职招生总数的5%。继续教育被定位为职业学校毕业生的主要深造途径。

当前，职业教育升学天花板已被打破。全国现有职业本科学校124所（含公示院校）。在刚发布的“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推动职业本科与专业硕士教育融合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层级结构日趋完整。从数据看，2024年全国中职毕业生升学比例约为57%，2025年已超过60%，达到约62%。

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升本方面，教育部规划司下达的年均计划目标为毕业生总数的20%，但从职成司高职状态数据系统统计的独立设置高职院校数据看，2024年升学比例约为14.9%，2025年进一步下降至约13.9%，未达计划目标。这一方面与职业教育的就业率高、就业质量持续提升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可供专升本对接的本科院校质量总体不高，难以满足优秀高职学生的升学预期。总体而言，职业教育体系的层级结构已基本成型，并在持续完善之中。

（四）追求发展公平

从发展机会看，职业教育学生升学的意愿和渠道已经打通，学生可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选择发展路径。从就业看，职业教育的就业率长期在高等教育各层次中保持最高水平，这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职业教育就业率高但就业质量不好的说法，实质上是一个伪命题。

研究表明，每增加一年高等教育，毕业后的工作回报平均提升6-7个百分点。若简单以三年制高职毕业生的起薪与四年制本科毕业生直接比较并据此判定就业质量高低，其比较前提本身即不成立。事实上，职业教育的就业质量正在稳步提高，这一点从近年来部分优秀高职院校毕业生升本比例不升反降的现象中亦可得到印证。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与海信集团有深度合作，该校一名毕业生入职海信集团后，因工作努力、业绩突出，迅速成为销售冠军。两年后，应家长要求专升本，毕业后试图重返原单位，却被告知不录用。

这一案例表明，对于部分产教融合深入、校企合作紧密的职业院校而言，其最优秀的毕业生未必需要通过专升本谋求发展，因为企业在实习阶段即已与其确立了职业发展路径，而中断这一路径去获取本科学历，反而可能丧失优质就业机会。

三、职业教育发展对促进教育公平的贡献

若将职业教育发展置于更大的教育体系中审视，可以发现职业教育为促进整个教育公平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以下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促进机会公平成绩显著

中等职业教育整体规模约占高中阶段教育的32%，在校生总规模约1650万人，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高等职业教育年招生数超过高等教育招生总数的一半，由于学制较短，在校生约占高等教育的45%，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深入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职业教育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机会促进尤为突出，全国约40%的中职学校布局在区县，覆盖了85%的县域；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中，约70%来自乡镇家庭，部分统计数据显示这一比例高达85%。此外，自2019年起，高职连续三年扩招100万人，并将退役军人、新型职业农民、下岗再就业工人及农民工等群体全部纳入招生范围，进一步拓宽了教育机会的覆盖面。

（二）促进过程公平弥补短板

人群规模越大，个体间禀赋差异越明显。若没有职业教育形成的规模、体系和通道，相当数量的适龄人口将无法接受与其禀赋相适应的层级教育。

有研究者测算，2019年至2022年，高中阶段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约增加20.05万人，同期高考中（2022年至2025年）成绩低于300分的考生约增加14.44万人，这意味着普通高中扩招所增加的学位，实际上大部分最终被职业教育承接。

换言之，若没有职业教育作为承接和分流机制，普通高中的扩招增量将失去实际意义。职业教育为不同禀赋的学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不同类型人才的成长和供给丰富了通道，有效弥补了教育体系中的结构性短板。

（三）促进结果公平持续推进

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为前一级职业教育毕业生提供了接受同类教育的机会，保障了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方向。目前，职教高考制度主要在省级层面推行，全国统一的标准和流程尚未形成，但其制度价值已得到公认。同时，贯通培养规模正在进一步扩大。贯通培养并非简单的升学通道，而是一种相对长学制的培养模式，可在更长时间内统一设计培养方案，在相同学制内融入更多内容，从而培养更高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

（四）促进发展公平获得突破

尽管职业教育底子薄、保障差、整体条件在同一层级教育中相对落后，但通过持续努力，近年来在发展层面取得了多项突破。

在社会认可度方面，职业教育正在持续改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全国有49所高职院校通过普通高考招收的专科生录取分数线超过当地本科线；有200所以上高职院校的部分专业录取分数线超过本科线。这一趋势表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

在人才定位方面，高技能人才已被纳入国家战略人才队伍，这一政策定位极大提升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

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职业教育已走在前列。按照发展阶段划分，国际交流合作1.0阶段“迎来送往”，2.0阶段“项目合作”，3.0阶段“标准与品牌合作”。2026年下半年将召开新一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届时将推出以中国职业标准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即北京协议。如果北京协议顺利签署，职业教育将率先进入国际交流合作的标准与品牌合作阶段，实现从项目合作向标准输出的跨越。

四、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公平的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就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公平，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宏观层面：优化资源调配与价值导向

在资源调配方面，虽然已建立生均拨款制度，但在拨款标准制定上仍存在对职业教育的隐性歧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均经费标准低于普通本科，这一差异被普遍接受，但缺乏充分的合理性依据。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测算，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因此，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偏低的状况应当予以纠正。部分省份已将国家级双高计划院校按本科标准拨付经费，这一做法应成为普遍性政策，而非仅限于少数院校的优待政策。

在价值导向方面，应持续引导社会认可职业教育的价值，消除就业领域的歧视性政策。以公务员考试为例，2025年公务员招录中，本科门槛条件所公布的专业目录仅涵盖普通本科专业，未包含职业本科专业，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歧视，类似的政策壁垒应当在重要招录项目中予以清理。

（二）微观层面：丰富发展出路与提高培养质量

在发展出路方面，关键在于推进职普融通。职业教育三融——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具有内在一致性，科教融汇实际是产教融合的高阶表现。职普融通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职普融通的根本在于，义务教育阶段渗透职业教育内容，高等教育阶段打通发展路径，并在路径互通的同时明确基本条件、准入门槛和转换规则。

当前，综合高中作为职普融通的探索形式，实质上是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选择时间延后一年，其长远前景尚待观察。一个学校办好一种教育已属不易，同时办好两种教育则更具挑战性。因此，职普融通应在不同教育层次同步构筑通道、明确标准，使学生能够根据自身意愿和条件自主选择发展路径，这是现代教育体系应具备的基本功能。

在培养质量方面，职业教育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产教融合，通过产教融合优化专业结构布局，通过产教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市场需求的适配度，通过产教融合解决学校发展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产教融合应统筹兼顾培养学生、服务企业和发展学校三个目标，三者缺一不可，不应以让渡办学自主权的方式吸引企业参与改革。

（注：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林宇在第六届《教育研究》论坛“职业教育公平：多元适配与功能重塑”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2.任占营：以教学关键要素改革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来源：新道教育微信公众号；2026-07-08

7月6日，由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主办，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人工智能赋能职业院校专业建设专题培训班”在长沙举办。

培训班上，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任占营从“为什么干、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干成什么样”五个方面对《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进行系统解读：

“为什么干”，就是要着力破解职业教育当前面临的与行业产业脱节、办学相对封闭、与区域的适应性不强、与产业的匹配度不高等痛点，着力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区域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紧跟技术迭代、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谁来干”，就是要坚持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主体，健全校企在办学、育人、就业与发展等方面协作机制，让“政、行、企、校”这四个主体在同一张“施工图”上作业。

“干什么”，就是要围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训基地五大教学关键要素，健全专业布局结构动态调整优化机制，推行“红黄牌”制度，落地“三张清单”制度，根据产业需求“淘汰落后的、升级传统的、部署未来的、鼓励特色的”；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紧跟技术迭代、产业升级重构“专业课程”，设置STEM、文化、AI等通识类“夯基课程”，在经管、艺术、服务类等“软专业”增设工程技术类“硬课程”，在生产、制造、工程类“硬专业”强化人文社科类“软课程”；加快推进新形态教材开发与应用，建立“三主编”开发机制，全面纳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新装备，将教材适用对象拓宽至“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海外项目学员和社会学习爱好者”五类人群；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围绕“理论、实践、教学、教研”四类核心能力，开展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和专项培训；锚定“生产一线、真实环境”“练就真本领”，多主体、多途径、多方式建强用好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

“怎么干”，就是要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抓手建立工程项目化工作推进机制；健全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负责人的“三组长”组织领导机制；构建“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产品标准、技术标准及时转化为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实习实训标准和教师能力清单”的长效运行机制；完善教学关键要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主线贯穿”的改革联动机制。

“干成什么样”，就是要实现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由单一知识传授向综合能力提升转变；改革目标由完善职业教育自身发展体制机制向服务好国家战略和区域产业发展转变；评价标准由“条件好、基础好”向“服务好、支撑好”转变；治理效能从传统管理向“数字化、智慧化、现代化”治理转变；国际交流合作由项目单点突破向“标准、范式和模式”输出转变。

（作者：任占营，系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

3.孙善学：我国职业学校教育的多元协同育人模式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07-08

2021年4月，全国职教大会首次提出“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模式。同年10月，中办、国办《关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的改革任务。“岗课赛证”的提出，揭开了关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育人模式的讨论：我们举办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学校教育，有没有代表性的特色育人模式？这既是对我国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追问，也是对外交流对话的现实需要。

在我国职业学校教育中，“岗”“课”“赛”“证”是参与人才培养的重要要素。“岗”是逻辑起点。岗位标准为人才培养提供依据，岗位实习解决学生走向职业的“最后一公里”。“课”是中心环节。无论是学校开设的专业基础课、核心课、实训课，还是引进行业企业的培训课程，它们共同构建起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路径。“赛”是助推力量。各级各类技能竞赛对接行业资源与标准，吸引企业积极参与，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证”是水平证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微证书等，既能检测技能水平，又能向市场传递教育信号，促进课程与证书在标准上对接、内容上共享、功能上互补。

但是，这些要素背后涉及不同的实施主体，包括行业、企业、学校及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等。在人才培养活动中，要使各要素及主体真正协同起来，需要突破制度、机制、利益等多重障碍，并非易事。提出“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正是为了在发挥各主体独立作用的同时，使他们围绕教育目标形成育人整体合力，这就要求各方具备共同的育人理念、行事规则及制度安排。其中，作为承担育人主责的职业学校，必须率先更新育人理念，担当改革重任。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岗”“课”“赛”“证”参与到人才培养活动中，实习实训、创新创业、综合评价等其他要素也会参与其中，多要素、多主体协同是职业学校育人的显著特征。基于这一特征，可以进一步提炼为“多要素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简称为“多元协同育人模式”。该模式通过整合岗、课、赛、证及创新创业、实习实训等多重要素，联动院校、企业、行业组织、评价机构等主体，构建了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协同性的育人生态。

放眼世界职教，德国“双元制”育人模式历史悠久、影响最广。它是一种在职业学校和企业同步培训的职业教育制度，具有学习地点的二元性、学生与学徒身份的双重性以及在学校进行理论学习和在企业进行实践的清晰分工。德国“双元制”教育的实施主体相对固定、人才培养与特定企业岗位紧密挂钩，旨在培养即时上岗的技能人才，但“双元制”更适用于产业结构稳定、技术迭代较慢的领域（如传统制造业），对新兴产业和跨界岗位的适应性较弱。

那么，我国的多元协同育人模式与德国“双元制”相比有哪些新特点？

一是整合多要素、联动多主体。整合“岗课赛证”等多个教育要素，联动院校、企业、行业组织、评价机构等多方主体，形成动态协同结构，强调要素间的灵活配合与主体间的相互赋能、利益共生。

二是能力综合化、发展可持续。既关注岗位即时需求，又重视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和终身发展能力，力图培养适应产业变革、具有多维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数智技能人才。

三是制度更包容、机制更灵活。中国职业教育面临产业规模巨大、技术快速迭代、区域差异显著的复杂场景，该模式不依赖单一的强制立法，而是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形成动态合作新样态。它可根据产业升级灵活纳入新要素（如数字技能、创新创业），快速响应岗位变化，更适应中国产业转型迅速、岗位需求多元的市场环境。这与德国双元制所代表的制度刚性形成了有益互补。

未来，两种模式可在传统技能领域的双元深耕与新兴技能领域的多元协同之间形成对话与互鉴。多元协同育人模式经过实践迭代与学理精炼，有望成长为与双元制相媲美的职业教育新模式。

（作者：孙善学，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所长）

●1.周建松：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26-07-25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并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等要求，这为2019年开始的职业本科教育试点工作进一步明确了目标和方向。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近年来，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尤其是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印发实施后，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在稳步发展的征程中不断释放出积极信号，并开始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截至2026年6月，我国职业本科学校的数量已经达到124所，预计“十五五”时期职业本科教育还将迈上新台阶。随着职业本科学校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职业本科教育的定位、特色、质量等问题引起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更多关注，如何推动职业本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亦成为重要课题。对此，在持续做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篇大文章的前提下，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还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五大基本关系。

一是处理好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与本科层次教育水平的关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明确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专业化基本方向，实现各类高校差异化发展。这既为职业本科学校明确了技能型高校的定位，也为技能型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培养高技能人才成为技能型高校的主攻目标。与此同时，2021年教育部印发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中明确强调“坚持职业教育定位、属性和特色，培养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这又为职业本科学校细化了定位，也要求我们在推动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类型和层次的关系，即坚持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走技能型高校成长发展之路，同时要着力提升办学层次和水平，推动学校尽快达到本科层次教学评估要求，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升本不忘本、升本达成本”。

二是处理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学生成才成长的关系。职业教育作为独立的教育类型，其重要和鲜明的导向是市场需求，即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我们常说“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专业，学校就办什么样的专业，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从基本方向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并从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的高度理解，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也是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所在。正因为这样，职业本科教育要在坚持需求导向的同时，围绕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在更好地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上下功夫、做探索。因此，职业本科教育不仅要强调产教融合，也要推进职普融通；不仅要强调对接产业和社会需求，也要强调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探索中高贯通、中高本贯通、中本贯通、高本贯通，不断探索多层次多形式办学模式，努力实现人的多样化发展需求、全面发展需求与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和谐协同。

三是处理好加强专业建设与重视学科建设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专业建设是区分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的显著特征，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基础教育发展的着力点是课程，如“语数外”“史地生”“音体美”；高等教育发展的着力点是学科，如“XX一级学科”“XX二级学科”；而职业教育发展的着力点是专业，特别是专业大类、专业类、专业，在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之初，重视专业教育，加强以专业为龙头的教育教学建设，推进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实习实训联动改革，这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随着职业教育层次的上升，尤其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学科建设问题也势必要摆上议事日程，学科作为以知识为联系的纽带和平台，其在推动人们学习研究探索知识体系深化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效的学科建设能够支撑专业建设行稳致远，并不断迈向高水平，更何况对于职业本科教育毕业生，要发放两个证书即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如果说毕业证书是基于专业，那么学位证书是否基于学科？当然，职业本科学校学科建设怎么做，亦需要认真研究。

四是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和技能训练的关系。职业本科教育属于技能型高校，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基本职责定位。关于高技能人才，尚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大致的意思是统一的，这就是：面向生产（经营）一线岗位，具有娴熟的操作技能，能够解决复杂岗位工作问题的人才，包括一线工作岗位上的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等。正因为这样，职业本科教育必须立足岗位一线，培养学生娴熟的职业技能，并使其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职业本科学校在教育教学体系构建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技能训练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要加强理论教学，提高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教育水平，努力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要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努力使60%左右的实践教学课时用足用好用出成效，与此同时，要按照技能型高水平高校的要求，在构建具有专业特点的技能训练体系上下功夫、见成效。

五是处理好人才培养职能与其他各项职能之间的关系。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学校的职能逐渐从人才培养发展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多项职能。如何正确处理好各项职能之间的关系，对于办好职业本科学校、推动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必须坚持以人才培养为第一职能的观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德育、补齐美育、重视劳动教育、深化智育教育改革创新，着力构建人工智能教育新生态，全面推进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努力培养适应产业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与此同时，要加强技术创新和研究服务，尤其是开展立地式研究，切实提高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具体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在产学研一体化机制构建中提升学校服务能力、促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的提升；要积极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和社会培训，不断丰富和提高专业建设水平，为服务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和技能型社会建设发挥引领作用；要积极带头加强大学文化建设，重视技能文化和区域文化等文化育人体系建设，提高学校文化建设、文化育人和文化治理水平；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坚持教随产出，积极开展“职教出海”，充分发挥职业本科教育的先行示范引领作用，共同为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作出贡献。

（作者：周建松，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理事长，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原校长、党委书记，二级教授）

2.周建松：模糊 分立 趋同——我看职教本科与应用型本科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6-07-03

“模糊”阶段。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2015年，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确定一批有条件、有意愿的试点高校率先探索应用型（含应用技术大学、学院）发展模式”。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开办应用技术类型专业或课程。”“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上述政策文件均未阐明职教本科与应用型本科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两个概念的模糊。

“分立”阶段。首先是起步，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职业教育的定位作出重大理论创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二是保障，2022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三条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第三是规划，《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第十一条明确提出，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第四是设置，明确普通学院办学定位和高职学校办学定位。第五是项目，进一步加剧分立，“双高计划”提出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办学理念，“双优”工程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办学理念。

最后谈“趋同”。第一，职教本科在职业教育体系内成长和发展是正确的，具有多重意义，对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构建现代职教体系、职业教育走向世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等都很重要。第二，当前，职教本科、应用本科分立发展是科学合理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从长远看，应用型本科与职教本科具有趋向统一的趋势，值得关注。

应用型本科与职教本科走向趋同的方向有三条：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二是坚持需求导向，科学设置专业，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层一线高素质应用技能人才；三是坚持产教融合，推动科教融汇，认真抓好区域发展需要的科研和技术研发，认真做好社会服务和培训工作。

最后我认为，应用型本科与职教本科从模糊走向分立是教育发展政策的进步，对此我们应予以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当前，我们要抓住两者政策分立的契机，消除偏见，共同把应用型本科和职教本科办好，推动“双优”政策落地，推动“双高”行稳致远。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迭代，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概念日趋接近，趋同也许成为必然，何况法律和政策上都有空间。

3.职业本科扩大规模是一场国家战略层面的系统性布局

来源：“职教老兵”公众号；2026-07-04

近日，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与此同时，教育部职教发展中心主任林宇透露，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院校已达124所，业内预判远期规模有望突破500所。

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是——“本科又要扩招了？学历是不是更不值钱了？”

如果这么理解，那你就把这件事看小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院校升格，而是一场国家战略层面的系统性布局。中国正在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而职业本科的扩容，就是这场转型中最关键的一步棋。

一、为什么是现在？产业在“喊渴”

要理解这次职业本科扩容，先要看清中国产业正在发生什么。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国制造业已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占据全球35%的制造业份额。但与此同时，一个尖锐的矛盾正在浮出水面：产业升级了，人才跟不上了。

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达3000万。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供需缺口尤为突出，半导体芯片工程师呈现“全链条紧缺、高薪抢人”的态势。人工智能等领域岗位需求年增长超过25%。

与此同时，高校培养的人才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温差”。传统普通本科侧重理论培养，学生“只会理论，难解决实际问题”；而专科职业教育技能层次又不足以支撑高端制造的需求。

职业本科，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它既不是普通本科的复制版，也不是专科教育的加强版。它培养的是“既懂专业理论、又具备实操能力”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这正是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过程中最稀缺的那群人。

正如教育部职教发展中心主任林宇所说，职业教育包含职业本科在内，遵循的是岗位需求逻辑，人才培养以岗位能力素质为核心。用一句话概括：普通本科是“知识寻找应用场景”，职业本科是“岗位需求重构知识体系”。

二、从“学院”到“大学”，每一所新学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个产业缺口

如果你仔细看这些新升格的职业本科院校，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规律：每一所学校的设立，都对应着一个真实的产业需求。

2026年开年，8日内公示15所职业本科。这些院校在行业分布上多集中在建筑、装备制造、农业等领域，在地域分布上则多集中在西南、东北等实体产业较为集中的省份。

新疆一口气新增多所职业本科，对接“一带一路”基建与能源需求；海南设立经贸职业大学，对接自贸港建设；山东滨州职业技术大学、日照职业技术大学升格，对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这不是随机分布，而是精准匹配。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规划还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换句话说，国家不是在“撒胡椒面”式地扩招，而是在按图索骥、精准补位。 哪里缺人，就在哪里设学校、开专业。

淄博职业技术大学就是最好的例子——2026年，学校停招了10个与产业匹配度不高的专科专业，同时新增了“低空飞行器装备技术”等前沿专业。专业设置的逻辑很简单：看产业需要什么。

三、数据不会说谎：职业本科毕业生正在“逆袭”

有人可能会问：说得再好听，毕业了能找到工作吗？

数据给出了答案。

官方数据显示，首批职业本科毕业生就业落实率达87.07%，高出全国本科学校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2026届整体就业率普遍在92%至98%之间，头部院校甚至达到96%至99%。90%以上毕业生进入制造业、国企、央企及行业龙头企业。

薪资同样亮眼——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首批职业本科毕业生入职年薪可达11万元。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技术密集行业，职业本科毕业生起薪比普通本科高出12%至15%。

更关键的是，职业本科毕业生的培养模式决定了他们“毕业即上岗”——实践学时占比高达50%至70%，而普通本科仅约30%。校企共建产业学院、订单班，部分热门专业的学生甚至被企业提前预定一空。

企业不是不爱招人，是不爱招“不对口”的人。职业本科解决的，恰恰就是这个“对口”问题。

四、德国制造为什么强？答案就在职业教育里

很多人知道德国制造业强，但未必知道德国制造业强大的真正秘密——双元制职业教育。

所谓“双元制”，就是学生一半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一半时间在企业参与真实生产项目。这种“校企协同、工学交替”的模式，为德国培养了大量高级技工和技术骨干。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和双元制大学，早已成为德国工业长盛不衰的关键支撑。

中国现在做的，本质上就是这件事。

职业本科的扩容，不是拍脑袋的决策，而是对标国际制造业强国的战略选择。从2019年启动试点时的15所，到2025年的87所，再到2026年突破124所——这条增长曲线背后，是国家对“制造强国”战略的坚定执行。

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所指出的，职业本科扩容是我国高等教育从“层次教育”转向“类型教育”的关键一步，它打破了“职教止步专科”的天花板。

五、挑战仍在，但方向已定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职业本科刚刚起步，还面临不少挑战。

部分院校升本后，办学定位与普通本科、高职专科的边界还不够清晰；有的院校办学特色不够鲜明，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可能存在“错位”；中西部职业本科院校的实践设备保有量仅为东部地区的60%。

但方向已经明确。《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规划首次把就业状况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直接挂钩。对于办学条件不达标、就业率过低的院校或专业，将进行调减、停招甚至撤销。

这不是“唯数量论”的扩招，而是“质量与数量并重”的系统工程。

写在最后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职业本科扩容，学历会贬值吗？

恰恰相反。这次扩容，不是制造更多“办公室里坐不下”的毕业生，而是在为“中国制造”升级储备最紧缺的技术技能人才。它不是学历的“注水”，而是人才结构的“换挡”。

当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超过部分双一流高校，当越来越多高分考生主动选择职业本科，当职业本科毕业生的薪资反超普通本科——这些信号都在告诉所有人：职业教育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

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篇文章传递的信息其实很简单：未来的中国，既需要仰望星空的科学家，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工匠。而职业本科的扩容，正是为了让后一条路，走得更有尊严、更有前途。

这不是一场院校的升格，而是一个国家的升维。

●1.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27个本专科专业

来源：教育部官网、央视新闻；2026-07-21

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纪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主动对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新职业、新岗位，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重点领域布局新专业。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本次专业增补充分依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如依托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精准摸排土建领域建筑体检、结构加固、智能化改造等人才缺口，增设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依托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深挖装备制造领域设备故障诊断、精密探伤、智能质检等岗位刚需，增补智能无损检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依托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服务高原铁路等重大工程、城市更新等重大战略、托育养老等民生领域，增补一批急需紧缺专业。

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职教增补27个专业释放哪些信号？

来源: 《中国教育报》；2026-07-29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连接国家意志与学生选择的桥梁，是教育赋能个人成长成才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自2021年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发布以来，教育部每年都会增补一批职业教育新专业。这既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及时响应，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举措。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增补的27个本专科专业，亮点不少，呈现出“新、强、高、全、准、实”六大特点。

“新”体现为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的特点愈发明显。本次增补专业重点面向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超半数的专业名称中都包含智能、智慧、数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字眼。比如，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数字文旅技术与应用等专业，涉及国家最新提出的关键领域、重要部署和产业转型方向。

“强”指的是增补专业体现了鲜明的强国特征。科技进步日益加快，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引领和支撑着我国未来产业快速崛起。氢能工程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智能体通信技术、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专业的增补，反映出我国职业教育对技术发展的迅速响应，是教育强国建设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体现。

“高”是指本次专业增补更加聚焦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近年来，为满足产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加大了职业本科教育的建设力度。今年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将超过120所，这为新设和更新职业本科专业奠定了基础，也是对我国产业布局高端化、产业链重心整体上移的响应。反映在本次增补中，则表现为27个增补的专业中有18个职业本科专业，是高职专科专业数量的2倍。

“全”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对专业大类的覆盖面。这次增补覆盖职业教育19个专业大类中的14个，既包括能源动力与材料、电子与信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包括土木建筑、水利等传统产业；既包括财经商贸等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公共管理与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这体现了全面提升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适配度的整体设计。

“准”体现在对国家战略部署、产业急用需求和企业核心诉求的精准把握上。本次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严格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发布的新职业，广泛调研、征求、听取和摸排各地、行指委、专家、行业、企业的意见。围绕数字职业发展需要、绿色能源岗位导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工程、重点民生领域，职业教育增补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智能运维技术、养老托育等专业方向，提高了应需应急应难的精准程度。

“实”则可以从专业转化来源和专业名称设置中充分体现。本次专业增补除了充分的调研论证外，还依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平台资源，做深做实产教供需对接。在此基础上转化而来的新专业，既反映了产业的实际需求，又考虑了教育的既有基础。比如，智能水务工程、智能无损检测技术、邮轮内装技术、剧装戏具设计与制作等专业，场景具象、指向明确，实用性特征一目了然。

本次专业增补为职业院校自我检视、更新升级与资源调配提供了方向引领和改革契机。各校首先要对增补专业清单开展系统深入学习研究。吃透精神，明确内涵，准确把握本次专业增补的特点与导向。其次要立足所在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和本校基础，抓住机遇，量力而行，形成专业设置与调整方案。通过加快前瞻布局，深化产业对接，提高对区域和国家战略的支撑能力，从被动适配走向主动引领。再次要树立系统思维，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理念落到实处。要将智能技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作为基础课程融入各个专业而非简单相加。要充分整合学校、企业和科技领域的各类资源，形成新设专业的资源基础。

对于学生发展而言，增补的专业为其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务实而前沿的新专业，将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可见的应用场景和可期的未来前景，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职业价值感。而与新兴产业布局、重大战略工程推进同步开展的专业学习，使学生能够在课堂学习和实习实践中紧跟时代发展前沿，从而提高育人质量和育人成效。

（作者：王新波，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管理处处长、研究员）

3.教育部增补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从专业“上新”看职教“向新”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6-07-17

7月16日，教育部发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专业，共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此次新增专业有哪些特点？反映了职教改革的什么风向？职业院校又该如何办好新专业？记者采访了有关行业专家和职业院校。

战略之问——职业教育如何主动服务发展？

服务业扩能提质，是“十五五”期间国家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部署。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这是新时代首次聚焦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而举行的全国性大会。

此次专业增补的一大亮点，就是重点围绕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行高技能人才培养布局，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梳理此次新增的27个新专业，其中25个都聚焦服务业新业态、新场景、新需求。比如，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纪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对于新专业，一些职业院校已经开始第一个“吃螃蟹”。

日照职业技术大学依托在交通运输、智能制造领域的积累，积极申报了职业本科低空运输工程技术专业。“学校聚焦‘海陆空’联运场景，通过核心课程升级、实训条件升级、产教融合机制创新，重点培养能够驾驭复杂气象条件、精通UTM（无人交通管理）系统调度、具备持续适航管理能力的‘低空运行指挥官’。”日照职业技术大学校长苏海勇说。

顺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申报了老年教育服务与管理新专业。“辽宁省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老年教育服务人才需求迫切。”该校校长陈建军介绍，依托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和艺术教育等省级高水平专业群的办学积淀，以及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产教融合实践，学校系统地开展了老年教育服务领域的人才培养探索与社会服务实践。

产业之问——怎样弥合人才培养“时间剪刀差”？

“人才培养本身具有3至4年的长周期特征，若专业设置完全跟随现有产业需求走，学生毕业时掌握的技能很可能出现滞后。”在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军看来，人才培养的“时间剪刀差”，是造成人才供需结构性错配的根源之一。如何破题？此次专业调整按照“前瞻布局、分层贯通”的思路，从源头推动供需错配矛盾破解。

以装备制造类领域为例，此次新增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邮轮内装工程4个前沿专业，精准对接当前制造业产品智能化、生产数智化、服务智慧化转型的人才缺口。

“新增专业多面向低空飞行器、具身智能等尚处于产业化初期的前沿技术领域，意味着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底层逻辑正在从过去面向成熟产业的‘跟随并行’，转向面向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机械工业人才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小东认为，装备制造类每个新增专业均面向具有紧迫人才需求的新兴或未来产业领域设置，以教育供给前置为产业发展蓄力。

分层贯通则体现为不同层次教育的差异化定位与有序衔接，专业设置从单一岗位走向全产业链协同。

“此次目录精准布局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6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新专业，形成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集群。”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人才研究处负责人李利利说。

李利利观察到，在层次上，明确“高职专科侧重实操运维、职业本科聚焦系统集成”的差异化定位，有效避免培养同质化；内容上，6个专业覆盖领域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产业资源可互通共享；育人衔接上，构建中职夯基础、高职专科强技能、职教本科精系统的梯次递进通道，与现有专业共同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人才培育体系。

教育之问——怎样办好新增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专业调整充分依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优势资源，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精准转化为新专业。

比如，依托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精准摸排土建领域建筑体检、结构加固、智能化改造等人才缺口，增补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依托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深挖装备制造领域设备故障诊断、精密探伤、智能质检等岗位刚需，增补智能无损检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

新专业的设立只是起点。如何实实在在办好新专业，以新专业开设为契机深化职教改革、引领高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更为关键。

黄小东建议，职业院校要立足现有基础，渐进式拓展新专业方向。对职业院校而言，开设前沿专业应遵循“依托存量、渐进发展”的原则，从自身已有专业群出发，选择与现有师资、设备、课程关联度较高的方向作为切入点。同时，需要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引企入教”，以弥补新设专业在师资、设备以及教材等方面的资源短板。

●1.《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职业教育大数据出炉，中职持续瘦身、高职稳中有变、职业本科狂飙突进

来源：“职教人社区”公众号；2026-07-07

近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作为“十四五”收官之年，这份成绩单格外引人注目。

把2025年和2024年的数据放在一起对比，职业教育的结构性变化令人震撼——中职持续瘦身、高职稳中有变、职业本科狂飙突进。这场深刻的重塑，正在改变无数职教学子和从业者的命运。

一、中等职业教育：持续“瘦身”

中职的收缩趋势非常明显。学校数一年减少121所，招生暴跌48万，在校生蒸发110万——这不仅仅是数字变化，更是无数中职学校关停并转的真实写照。

生源减少、升学通道打通、家长观念转变，三重压力下，中职教育的生存逻辑正在被重新定义。“双师型”专任教师占专业课程教师比例从57.20%微增至57.49%，说明在规模收缩的同时，质量提升的努力并未停歇。

二、高等职业教育（专科）：稳中有变

高职专科的变化相对温和。学校数减少8所，招生微降，但在校生仍然保持正增长（+1.7万人）。最值得关注的是毕业生数量暴增32.93万人——这意味着2025年高职就业市场面临巨大压力，近600万高职毕业生涌入职场。

生师比从18.49:1微降至18.46:1，师资压力略有缓解但仍处高位。

三、职业本科：狂飙突进

职业本科才是这场变革的最大赢家。

一年新增36所，增幅高达70.6%。招生突破20万，在校生突破50万，专任教师暴增65%——职业本科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崛起。

目前全国已建成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三个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院校在校生共3400万人。职业本科作为“牵引”层级，正在快速填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学历天花板。

生师比从16.94:1优化至16.24:1，师资配置质量明显提升。

四、民办职业教育：同步调整

民办中职从2100所减少至2076所，减少24所；在校生从244.18万人降至223.52万人。民办高校从803所增至831所，其中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从23所增至24所，高职（专科）学校从390所增至412所——民办高校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参与度仍在提升。

结语：大变局下的机遇与挑战

透过这两年的数据对比，三条清晰的脉络浮现出来：

第一，中职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生源持续萎缩、学校不断减少，中职教育必须加速转型——要么升格、要么特色化、要么退出。

第二，高职专科面临“上下夹击”。上面有职业本科抢生源、抢资源，下面有中职毕业生减少导致招生困难。毕业生暴增32万更是就业市场的“灰犀牛”。

第三，职业本科正在重塑职业教育版图。87所、51万在校生、7.49万专任教师——这还只是开始。“十四五”期间新增63所职业本科学校的目标正在加速落地。

对于职教人来说，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中职教师要思考转型方向，高职教师要应对更大的教学和就业压力，而职业本科教师则站在了风口之上。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谋划之年。下一个五年，职业教育的洗牌只会更加剧烈。你准备好了吗？

2.2026年职业本科投档线再创新高

来源：高职发展智库；2026-07-24

自2019年国家启动职业本科试点以来，我国职业本科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试点先行到稳步发展的转变，办学规模与院校数量持续增长，整体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高职发展智库对职业本科院校在省内本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职业本科今年报考热度持续升温，首次投档后基本一次性满档，多所院校投档线大幅超越当地本科录取控制线，生源质量再上新台阶。

本科批次投档情况

统计显示，职业本科院校本轮投档形势整体向好，绝大多数院校首轮即录满，生源数量与质量双双提升，部分院校投档线刷新历史纪录。

各校具体投档情况如下：(注：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3日，部分省份本科批次投档工作尚未开始或未对外公布投档情况，相关数据暂未纳入统计。)

投档最高分达610分！职业本科持续火热

2026年，职业本科院校分数线持续攀升。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广东省物理类投档最高分达到了610分，超过本科控制线185分，超过特控线71分，超过部分“双一流”高校投档线。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录取最高分达606分，超一段线112分……头部院校高分考生云集，职业本科生源质量呈现质的跃升。

职业本科教育正以扎实的办学质量和持续攀升的生源水平，向社会交出亮眼答卷。面向“十五五”，随着“新双高”建设与产教融合的持续深化，职业本科院校必将从高等教育的“新生力量”成长为“关键力量”，引领职业教育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贡献更大力量。

●1.“综合高中”办了三年，职业技能课只剩5%

来源：“全民职教”公众号；2026-07-28

综合高中，这个词最近两年频频出现在各地教育文件里。

职普融通、多次选择、延迟分流——听起来很美好。但真实的课堂里，发生了什么？

2025年底到2026年初，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团队走进全国25所综合高中，拿到了一组让人意外的数据。

这份调研报告，至少揭示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文化课压倒性占优

综合高中的课表上，文化课和技能课的比例是多少？

调研结果显示：7.5比2.5。换算成百分比，文化课占75%，技能课占25%。

但这个25%，还不是稳定值。调研发现，到了高三，部分学校的技能课占比被进一步压缩，最低的不足5%。

什么概念？如果一周40节课，技能课可能只有2节。其余38节，全部是文化课。

这种课程结构下，综合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区别在哪里？从课表上看，几乎看不出差别。

一个叫“综合高中”的学校，最后办成了“第二普高”。

第二件事：技能课“名不副实”

那仅存的技能课，教的是什么？

调研记录显示：多数学校的技能课程停留在“表层体验”。每周开设1到2门选修课，内容多为艺术鉴赏、电商入门等。

而电气自动化、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等需要实训设备、企业导师、车间场地的核心技能课程，极少出现在课表上。

为什么不开？一位校长直言：一台五轴机床的维护费，够请两个文化课老师。设备贵、场地缺、安全责任大——这三个理由叠加，让技能课成了“看得见、摸不着”的存在。

更深层的问题是师资。调研发现，既能在普高讲函数、又能带学生进车间调机床的教师，在25所样本学校里几乎找不到。

普通学科教师认为职业课程是“匠人之术”，职业技能教师则被排除在主流的教师认证与晋升体系之外。

两支队伍，两条轨道，始终没能真正融合。

第三件事：学生“被普高化”

高一入学时，调研团队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学生对职业教育的知晓率是多少？结果：低于15%。

换句话说，超过85%的学生，不清楚职业教育是什么、能学什么、未来能做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课表和隔壁普高差不多。

三年后，这批学生面临毕业。但他们的“技能底子”，已经被稀释得所剩无几。

研究者用了一个词：“双重符号贬值”。

什么意思？既拿不到普通高中的文化资本优势，又缺乏职业教育体系的技术积累。两头不靠，两边都不认。

这不是学生的错，是课程结构出了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

调研团队分析了四个原因——

第一，评价标尺没变。有的学校考核升学率，有的学校考核就业率，综合高中被夹在中间，两头不靠。

第二，硬件跟不上。部分学校的实训设备配置，只达到国家标准的40%-55%，仪器设备值不到独立办学标准的60%。

第三，管理层级过低。县级统筹的管理体制，让综合高中很容易沦为“学位填补工具”，而不是“人才培养平台”。

第四，升学导向的文化压力。在升学率决定资源分配的体系里，任何试图模糊普职边界的改革，都会被惯性拉回原点。

当硬件跟不上、师资配不齐、考核看升学、管理层级锁死——学校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把课时和资源全部押在文化课上。

怎么办？

综合高中的方向没错。让学生在高一通识学习、高二自主分流、多次选择路径，这本身就是对“过早分流”的纠偏。

但如果课程结构不改、评价标尺不换、硬件投入不到位——综合高中只会变成一场“延迟分流”：用三年时间，把中考时没分完的流，在高考前再分一次。

调研报告最后有一句话，值得所有政策制定者和学校管理者认真读一读——当课表已经说出了实情，评价标尺的调整就不应再被搁置。

（数据来源：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综合高中课程实施现状调研报告（2025.11-2026.2）》）

2.中职“少而精”和“双优校”建设“111”方案建议

来源：“那年的大学”公众号；2026-07-26

中职少而精被正式写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然而，如何少，如何精呢？本文就此提出一个“111”的建议案。

什么是“111建议案”？

即:全国、各省、各地级市分别重点建设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全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除去港澳台31个。全国共有333个地级行政区，这样，1+31+333=365,总共365个，和一年的天数刚好相当。

为何要实行“111”方案呢？

首先要说全国的1。在本世纪以前，全国有相当多的中央直属的中等职业学校，这些职业学校一般具有强烈的行业特征。在上个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所谓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由条块分割向以块为主的转变，这些中央直属的中职相继下放到了地方，造成了全国如今没有一所直属教育部的中职。之所以要全国建一所中央直属职业学校，并非要恢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而是要建一所全国性质的中职实验学校和标杆示范校。改革开放半个世纪以来，职业教育理论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应该说我们不缺理论，但缺少严肃科学的实验，缺少一块“合适的试验田”。比如眼下的少而精模式内涵到底是什么？如何落地？都停留在思辨探讨，却没有任何实验。我曾提出过小而美的模式，即:以塑造美好心灵为目标，实行小班化教学。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需要重塑课程结构和相应的师资队伍。我的这一模式被认为太理想，太天真。是的，如果基于每个中职学校的现实利益，根本无法落地。因此，要想让它成为现实，就必须有一个超脱现实利益的实验学校。这就是为什么全国要建一所中央直属中等职业学校的首要原因。

这样一个实验学校，同时也是全国的一个示范标杆校。因为通过实验，如果某种模式确实可行，就可以向全国复制推广。各省市重点建设一所中职的道理也是如此。不过，在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全国、各省、各地级市建一所中职学校的候选校，并不受限于学校的隶属关系。全国选一所学校，理论上全国每一所学校都有资格。全省选一所学校，全省范围的每一所学校都有资格。全市选一所学校，全市范围的每一所学校都有资格。

在中职少而精被写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的同时，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也被写进了相应的任务栏。从这个逻辑来看，中职双优校就是对中职少而精的具象化。据此，我提出中职双优校11的建议。即少而精111的前两级自动成为双优校，即:1+31=32，32所学校。

为什么只建32所，而不是像双高校那样建一二百所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建实验学校，实验学校有极高的条件。如果数量太多，资金势必分散，无法完成目的。其次，是汲取双高校的经验教训。双高校模仿双一流的评价方法，但双高校作为教学型大学与作为研究型大学的逻辑不同。研究型大学的评价以科研为主，而科研有公认的可量化的指标。但教学成果指标的量化却比较困难。在评比双高校的过程中，为追求教学指标的所谓客观性，也采取了一些硬指标，如教学大奖和技能大赛大奖。但这也引起了竞争院校对这些奖项的非理性追求，与双高校建设的初衷相背离。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现象，中职双优校遴选应另辟蹊径，建议采取指标下放，定性评价的方法。即:中央一所直属学校由教育部负责，其余下放到各省，由各省根据“历史办学实力”进行确定。

中职双优校和高职双高校建设的目的不同。双高校是在一条既定的道路上，通过双高计划形成一个良性发展机制。而中职双优校则是在中职发展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为其存废寻找验证理由。

3.办“小而美”“有温度”的“新中职”，就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来源：“那年的大学”公众号；2026-07-31

自从2022新版职教法放开职普比后，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连续下滑，相反，普通高中招生连续攀升。中职向何处去，成为家长、学生和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中职自身来说，这是攸关存亡的问题。

社会公众对中职是否有必要存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方认为：初中毕业，孩子身心发展还没有完全成熟，分流会扼杀一部分学生的前途，有失公平，主张取消中职，普及普通高中；另一方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完成理论型的高中学业，取消中职这些孩子怎么办？主张继续保留中职。

这两种主张，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即后天论与先天论。后天论认为，人的先天差异不大，发展主要是由教育、环境等后天因素决定的。先天论认为，人的先天禀赋和智力类型差异，是被科学和经验证明的事实。遗传因素决定了发展的最大可能性和发展方向。教育和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两种教育哲学，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广泛存在、相悖并行。谁也难以说服谁。既然是哲学，就不是科学，而是信条。受到地位、背景与需求所限。

我们置身于一个充满流动的时代，改变命运和实现阶层跃升，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显然，后天论更能适合这样一个时代精神。因此，要求取消中职的声音稍占上风。

抛开我们的主观愿望，让我们回到现实。不管我们信奉什么样的教育哲学，这样的事实是存在的：2024年的普通高考录取率将近80%，即便如此，全国仍有两三百万落榜生。以河南省为例，高考落榜生估计在20万左右。高考专科分数线185分，每门平均只有30分，满分150分学科折合成百分制，只有20分。相当一部分孩子，即便被录取，薄弱的文化课成绩，也难以完成大学学业。我在想，这些孩子三年的高中是如何在度日如年中过来的？他们背后的爸妈和整个家庭是如何承受着同样的煎熬？如果他们听信普高比中职更能改变命运，从而弃免费的中职而上高价的普高，是否会后悔？在那些中职存亡文章的评论区里有没有他们的声音？他们是如何一种声音？抑或他们是不是“无奈的缄默者”？怎么办？

如果按照一种“公平”法则，就是投票决定。但投票并不是完美无瑕，而只是一种面对纷争时一种无奈的选择。投票的结果无论谁赢，都是以多数人的主张，牺牲少数人的主张。对那些被牺牲的少数，同样是不公。那又能如何？

这里有第三种主张，即在各种层次各类型教育之间，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立交桥，以使被“误选”者有随时补救的机会。比如一些公众担心孩子“万一后发”的问题，就会相对得到解决。尽可能地把选择权交给孩子和家庭，或者在孩子、家庭与学校之间，能够有良好有效的沟通渠道，而不是一考定终身。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制度，就等于同意允许中职在一定范围存在——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中职，即中等职业教育，并不等于中等职业学校。它既可以以独立学校的形式存在，也可以以课程或其它学校类型的形式存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种学校形式，即：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技校）和综合高中——即便如此，无论是独立的中职，还是综合高中，我们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中等职业教育，也不应是过去“大而滥”的旧中职，而应是“小而美”“有温度”的“新中职”。

什么是“小而美”“有温度”的“新中职”呢？

首先，在培养目标上，新中职将会把唤醒孩子美好心灵放在第一位。旧中职把职业教育办成就业教育、技能教育、产业教育、升学教育，但唯独少了人的教育。无论何种教育，首先都是培养人的教育。中职不但不能例外，而且还特别重要。因为这些被无情的高考筛选机筛选下来的孩子，更需要温情，更需要呵护，更需要得到人文关怀。许多家长之所以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中职，并不只是因为前途和就业，而是因为“恶劣的人文环境”。

其次，在课程和专业上，新中职首先会以孩子的兴趣、学习基础为标准。旧中职片面强调服务社会服务经济发展，并以此制订高不可攀的“专业标准”。因材施教，是所有教育的最基本原则。中职不但不例外，而且还特别重要。这是因为中职学生不但学业成绩薄弱，而且还千差万别。孩子们不是“不愿学”，而是“学不会”。而学校和社会却对此置若罔闻，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把孩子们的这种“学不会”归结为道德上的不努力。更为吊诡的是，固守完全失准的“专业标准”，还要想方设法让“不愿学”的孩子们毕业。本该诚实的学校，成了造假的机关。社会大众不是不信任中职，而是不信任它的虚假文化。

第三，在教学模式上要小班化。旧中职追求规模化大班化和管理上的军事化。课堂上，老师无精打采地念诵PPT，学生爬在课桌上呼呼大睡。管理上，对学生严防死守，把学校办得形同监狱。“办一所中职社会就少一座监狱”虽隐含无奈，但也涉嫌对教育和孩子人格的侮辱。学校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孩子在那里能够得到平等的尊重，心灵可以得到自由的交流。小班化教学是所有教育共同的趋势。中职不但不例外，而且更需要。因为如前所述，中职孩子们的心灵更需要精细的滋润呵护。小班化教学，并不只是班额的减少，而是一场教学革命。小班化教学，将会在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搭建交流沟通的桥梁，成为孩子们自由生长的和谐社区。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也太理想化了吧。是呵，但这不是理想化，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就是堂吉诃德，就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和勇气！因为——深陷现实泥淖无法自拔的当下教育需要这种理想主义！那些被高考筛选机无情筛选下来处在迷茫中的孩子们需要这种理想主义！那些孩子们身后无数焦虑的父母和家庭需要这种理想主义！处在十字路口不知所终的中职需要这种理想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和谐需要这种理想主义！

不是有句话：人还是需要有点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对于眼下的中职，可能就是如此。何况，小而美有温度的新中职，并不是“万一的梦想”，并不是乌托邦，并不是堂吉诃德，而是坚坚实实生长在大地上的理想。这是因为——由于经济人口的变化，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高质量发展时代，中职当然不会缺席。被写进法律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不能成为冰封的法律条文，而应成为职业教育者的行动指南。

《教育强国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推动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全面达标”。中职欠账太多，理应最先补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起来，中职理所当然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方面。中职生源下降对小而美的新中职带来的不是灾难，而是契机。因此——比突破物质障碍更需改变的是：陈旧的观念、保守的思想和僵化的体制。

是继续维持“大而滥”的旧中职，还是建立一个“小而美”“有温度”“有自由选择权”的新中职，这不仅是在考验我们的行动力，更是在考验我们的理智、温情与良知。

●1.“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来源：“职教老兵”公众号；2026-07-12

“10%”，这一数据出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10月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目标任务。

2025年过去了，职业教育领域最大的悬念终于揭晓——那个让无数职教人揪心了四年的“10%目标”，实现了吗？

一组数字，揭开答案

先看2025年的最终成绩单：

职业本科招生：15.41万人

高职（专科）招生：551.70万人

占比：15.41 ÷ 551.70 ≈ 2.79%

2.79% ——距离10%的目标，还差得远。

要知道，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时，白纸黑字写的是：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如果按照2020年高职招生524.34万的规模来算，10%意味着职业本科每年要招50多万人。而2025年实际只有15.41万，缺口超过35万。

这个目标，确实没有完成。

但别急着下结论——看看这四年的增速

把时间拉回到2021年：

2021年：职业本科招生4.14万人，占高职招生比例0.74%

2022年：职业本科招生7.63万人，同比增长84.39%

2023年：职业本科招生8.99万人，占比约1.6%

2024年：职业本科招生10.96万人

2025年：职业本科招生15.41万人

四年时间，从4.14万增长到15.41万，翻了3.7倍。

虽然没到10%，但每年的增速肉眼可见地在加快。尤其是2025年，一年就增加了4.45万人，增幅超过40%。

学校数量也在狂飙

招生的背后是学校的扩容。

2021年：职业本科学校32所

2024年：增至51所

2025年9月：达到87所

仅2025年一年，就新增了36所职业本科学校。开年半个月，教育部就连着公示了两批共9所。到了2026年1月，全国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已经突破100所。这种审批速度，在高等教育领域实属罕见。

为什么没完成？问题出在哪？

第一，起步太晚。职业本科2019年才开始试点，到2021年定目标时，全国才32所学校、年招生4万人。从4万到50万，四年翻十几倍——这个KPI本身就不现实。有业内专家在2025年初就坦言：“如果按现在这个步伐，完成10%的规划目标，压力不小。”

第二，审批流程赶不上。2025年初，省级公示向教育部申报设置职业本科或已启动风险评估的高职院校超过50所。但这些学校要经过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考察评议，“如果这50所高职院校想在今年六七月份获得招生资格，中间还有很多环节”。

第三，办学条件有门槛。从专科升格为本科，不是换个牌子那么简单。师资、校舍、设备、生师比都有硬性要求。很多高职院校想升，但一时半会儿达不到标准。

但职业本科的吸引力，实打实地在涨

虽然数量没达标，但质量在提升。

近年来，在全国高招录取中，许多职业院校表现“亮眼”，职业本专科的投档分数线不同程度超过普通本科院校。

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开始认可这条路——既能学技术，又能拿本科学历，毕业还有“双证书”。2024年职业本科在校生已达40.68万人，2025年更是冲到51.83万人。

职业教育正在撕掉“低人一等”的标签。

下一个五年，会怎样？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虽然10%的目标没在2025年实现，但趋势已经非常明确：

学校数量破百，还在增加

招生规模每年以数万人的速度增长

社会认可度持续提升

政策支持力度只增不减

10%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

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中职9302所，高职1562所，职业本科87所，在校生共3400万人。（数据来源：《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这个庞大的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升级。

从“能上学”到“上好学”，从“有书读”到“读好书”——职业本科，正在填补中国教育版图上最后一块拼图。

写在最后

回看这四年，职业本科的发展就像一列加速的火车：

2021年刚出站，慢吞吞的；2023年开始提速；2025年简直是在狂奔。

虽然没按时到达“10%”这个站台，但没人能否认——这趟车的方向是对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对于千万职教学子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天花板在抬高，通道在拓宽，选择在变多。

10%的目标没完成，但职业本科的春天，确实来了。

2.“产教融合”喊了快20年，为啥还是老师导戏、学生演戏？

来源：“职教老兵”公众号；2026-07-14

前段时间去一所挺有名的职校调研，走进机电实训室，几十台数控机床擦得锃亮，学生们正按着课本上的图纸，一丝不苟地操作。

我随口问旁边一个学生：“这活儿干完，废品率怎么算？”

学生愣住了，抬头小声说：“老师没教废品率，只教了操作步骤，反正这是模拟件，做完就算合格。”

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就是我们喊了无数次的“产教融合”？

这就是职业教育的现状：学生在教室里“模拟”人生，企业在围墙外冷眼旁观。

“厂在校中，学在厂里，产在学中，才在产里。”

这句话喊起来朗朗上口，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我们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了学校，却忘了撬动职教的那个支点——企业。

为什么企业端不积极、不主动、不作为？

别总拿“企业逐利”当原罪，这本来就是商业的本质。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制度设计，让企业参与职教变成了“赔本赚吆喝”？

第一，怕“为他人作嫁衣裳”。

企业花大力气把设备搬进学校，派师傅手把手教技术，结果学生毕业转头去了竞争对手那儿。这种“双元制”里的常态，在我们这儿成了企业的噩梦。没有法律层面的约束，没有契约精神的保障，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

第二，嫌“太麻烦，不划算”。

带学徒是要成本的。场地、耗材、保险、管理精力……这些都是真金白银。如果政府补贴不到位，税收优惠落不到实处，企业凭什么要承担这份社会责任？在很多老板眼里，接收实习生不如多招两个熟练工，哪怕工资高点，但省心。

第三，学校的“象牙塔”思维。

很多职校老师自己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对行业最新的技术标准一知半解。企业想合作，发现学校教的内容和产线脱节十年，还得从零开始给老师培训。这种“一头热”的合作，注定走不远。

职业教育，从来就不该是“纸上谈兵”。

我始终认为，车间就是课堂，故障就是教材，师傅就是老师。

在德国、瑞士，职业教育是“企业看着长大的孩子”。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企业，拿着学徒工资，解决真实问题。他们的成长路径是：在产线上发现问题->在学校里学习理论->回到产线解决问题。

而我们呢？

路径往往是：在教室里听理论->在实训室按按钮->毕业进入社会一脸懵。

这种“模拟”出来的人生，怎么可能锻造出大国工匠？

看看德国怎么做的：企业不是“帮忙”，是“分内事”

德国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不是靠觉悟，而是靠制度。德国的《联邦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条例》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作出了明确的约束和要求。法律明确规定只有通过资质认证的“合格企业”才有资格招收学徒，企业需承担培训设施、实训师资等全部成本。

德国企业普遍秉持这样的理念——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实则是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投资。德国汽车企业对“双元制”的投入不遗余力，承担了70%的培训成本。而在我们这里，“现在很多企业觉得参与办学是'帮忙'，而不是'分内事'”。

出路在哪里？让企业从“帮忙”变成“分内事”

要真正解决企业端的问题，光靠喊口号没用，得动真格的：

一是让激励“实”起来。“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不能停留在文件里。要把企业参与成效与企业信用、扶持资格真正挂钩，给予税收减免、专项补贴等实质性激励。企业在实训基地的投入，可视同教育经费享受税前加计扣除。

二是让国企“带”起来。国有企业本应是产教融合的主力军，但目前大多数国企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缺乏针对“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硬性量化指标。必须将产教融合纳入国企KPI考核。

三是让风险“降”下来。建立国有企业开展产教融合的“尽职免责”清单，让企业敢投入、愿投入。

四是让标准“通”起来。推广“车间进校”模式，将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校企标准“零时差”对接。

写在最后：

职业教育的尊严，不是靠论文堆出来的，也不是靠比赛奖杯摆出来的，而是靠学生走出校门后，那双能拧好螺丝、能调试好设备、能解决现场问题的手挣来的。

别再让职校生在教室里“模拟”未来了。让他们去车间的油污里打滚，去流水线的噪音里思考，去真实的挫折中成长。

因为，未来不是“想”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人才不是“讲”出来的，是“炼”出来的。

职教要翻身，必须让企业站到C位来！

●1.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探索卓越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

来源: 《光明日报》；2026-07-04

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依托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职业技能拔尖创新技能人才贯通培养研究”、重庆市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与实践”等课题研究成果，构建起“育苗子、建工坊、评三力”的卓越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卓越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之路。

实施精准化“苗子”甄别  实现从中职到高职全链条选育

学校打破传统选拔路径的局限，创新构建“识优苗、选壮苗、擢特苗”三阶递进的精准化选拔路径，实现从中职到高职的全链条育人。中职阶段，联合重庆立信职业教育中心等国家级优质中职学校和链主企业实施“青苗”计划，根据学业成绩、创新潜质、任务达成度制定选拔标准，选拔基础扎实的优秀学生进入高职阶段深造；进入高职后，大一启动“龙翔”计划，大二实施“马跃”工程，联合中电科等龙头企业技术骨干和技能大师组建匠师团队，根据学业成绩、专业技能水平、创新思维等动态筛选“苗子”。

学校运用自主研发的智能评价系统建立技能档案、记录成长轨迹、形成数据画像，实现人才选拔从“静态评价”向“动态观测”的转变。在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中，学校2名学生均斩获金牌，并入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

实施校企协同建工坊  实现匠师协同靶向育人

学校聚焦产业岗位需求和卓越数字技术技能人才能力素养要求，以工坊为平台，以项目为载体，构建“校企协同建工坊、项目协同精技艺、匠师协同育人才”的协同化育塑模式。面向数字经济产业关键技术领域，学校依托国家级西部职教基地产教联合体、国家级电子信息职教集团，与华为等重点企业共建技术攻关型工坊，与重庆长安共建“渝车出海——哈萨克斯坦智能网联汽车工坊”国际复合型工坊，与两江协同创新区等数字产业园区共建服务创新型工坊。每个工坊单独制定培养方案、匹配真实项目和工匠名师，为卓越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平台支撑和资源保障。

学校根据卓越人才特质和“高精尖缺”岗位要求，重构项目式课程体系。校企联合开发生产实践项目、技能竞赛项目和技术研发项目，更新迭代模块化课程和项目化教材，为“苗子”硬实力与创新力培养提供进阶式载体。匠师指导学生完成从分析、设计、实践到验收的全周期训练，以生产实践项目夯实工程实操能力，以技能竞赛项目淬炼高阶技术能力，以技术研发项目锻造实践创新能力。同时实施“产业工匠导师特聘计划”，聘任企业工匠与校内名师组成匠师团队。校内名师设计个性化培养方案和指导项目实践，企业工匠指导前沿技术开发和行业规范应用，培养“苗子”的工匠精神、工程技术能力、实践创新能力与持续发展能力。

实施“三力”全周期观测  实现双主体全过程智能动态评价

依托自主研发的卓越人才智能评价系统，校企协同实施“即时评价、定期鉴定、长期追踪”，全周期动态观测硬实力、创新力、发展力，构建“评—鉴—观”一体化智能评价范式。自研评价系统基于硬实力、创新力、发展力3个维度，建立涵盖3级指标的精细多维评价体系。包括即时评价硬实力，通过技能竞赛获奖、项目成果及职业资格证书等观测点即时评价“苗子”的技术技能硬实力，为分阶段选拔培养提供依据；定期鉴定创新力，系统智能采集创新大赛获奖、专利授权、技术攻关等观测点数据，每学年评价“苗子”的创新能力，形成创新力画像；长期观测发展力，通过建立毕业生追踪机制，持续关注其职业发展、学历提升与社会影响力，形成发展力报告并反向优化选拔标准与培养机制。

多年来，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的改革经验让6000余名学生受益，先后涌现出“全国大学生十大年度人物”、世界技能大赛冠军等一批卓越数字技术技能人才。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育苗子、建工坊、评三力”人才培养改革，不断完善卓越数字技术技能人才选育评模式，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培养更多大国工匠后备军。

2.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要素联动 打造“集群式”课程改革模式

——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式”课程改革实录

来源: 《中国教育报》；2026-07-14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德技并修的高技能人才。针对课程与企业岗位需求脱节的痛点，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2015年起，以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国家骨干专业建设为契机，依托“汽车人才工匠精神培育”等20项省级课题研究，联动行业协会、头部企业与优质院校协同建课。历经10年，学校团队进行两轮升级，形成“思政引领定位目标、‘三师’协同更新内容、数字驱动智慧教学”的“集群式”课程改革模式，为新能源汽车领域人才培养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课改范例。

思政引领：课程思政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

学校团队深入新能源车企一线调研岗位素质要求，提炼出23条专业思政目标，同步开发16门核心课程，构建起专业思政目标矩阵。与此同时，挖掘262条思政元素，将目标与元素精准匹配并导入课程，形成课程思政元素图谱，实现“门门讲思政、门门有侧重”。差异化制定政策标准、人物故事、技术创新三类教学指引，推动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学生凭借新能源产业主题作品获得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特等奖，毕业生多次参与神舟飞船发射保障任务，课程思政完成从“硬植入”到“软浸润”的深度转变。

“三师”协同：以课程改革“小切口”推动产教融合“大改革”

学校牵头组建包括“行业导师+技能大师+教学名师”的“三师”团队，实施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培养计划；建立“三师”分工协作机制，行业导师把方向、技能大师聚资源、教学名师促转化，“行企校”联合推进“集群式”课程改革；对接岗位，开发新能源汽车领域“制造+售后”的“集群式”课程群，形成了“跟岗挖掘典型项目→开发课程能力图谱→制定教师能力清单→建设智慧课程与数字教材→开展创新试点班教学”的全域改革路径。聚焦教学关键要素，实施“项目‘三组长’负责、课程‘三主创’建设、教材‘三主编’开发”的“集群式”联动改革。挖掘“电驱动系统选型”等17个典型项目，根据工作过程系统化理念开发76个学习任务，将《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规程》等5项行业标准、“新能源汽车充电故障”等21个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程，实现以课程改革“小切口”推动产教融合“大改革”。

数字赋能：以“资源+方法+评价”一体改革打造智慧课堂新形态

学校研究形成“资源+方法+评价”全要素改革方案，推动课程数智升级。以课程能力图谱为主线，建设12门智慧课程与新形态教材；以数智技术赋能资源建设，开发“高压系统安全检修”等62条虚拟仿真资源，建设1378条数字资源。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依托全国诊改高职试点，开发校本智慧教学平台，实现“资源推送—师生互动—答疑评价”全程数据伴随采集，形成教学电子档案；建立多主体、全程化的“智能+人工”“线上+线下”“课内+课外”课程评价指标，出台《课程教学质量管理办法》等6项制度，推动课程“教—评—改”质量螺旋式提升。

学校课程改革成效显著。国家在线精品课程、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新能源汽车概论”累计被全国203所院校的8万余名师生选用。建成国家教师团队3个。专业在校生由2018年的287人增长至2025年的1356人，专业吸引力持续增强；用人单位评价学生“政治素养过硬、上手速度快、创新意识强”。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毕业生本地就业率、一年后企业留存率显著提升。成果被本校的48个专业、232名教师应用，带动建设2门国家级别、28门省级、53门校级在线精品课程，以及13门省级、126门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学校入选省级职业教育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成果推广至陕西省内外43所高职院校，在国家级别平台交流分享30余次，被多家主流媒体报道。

未来，学校将继续深耕课程建设，深化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争取形成新能源汽车领域课程改革的“陕西交院范式”。

3.深耕产教融合沃土 逐梦低空经济蓝海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以“一体两翼五重点”谱写职业教育发展新篇章

来源: 《中国青年报》；2026-07-03

低空经济是当前颇具潜力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然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西坐拥沿海、沿江、沿边的独特区位优势，发展低空经济根基深厚、优势突出、前景广阔。立足这一机遇，广西城市职业大学紧跟产业步伐、响应区域发展号召，以智能工程学院为核心，精心搭建“一体两翼五重点”发展框架，倾力打造特色鲜明、产教共生的低空经济“天空之城”，持续为地方产业升级、乡村振兴与沿边开放注入强劲动能。

锚定产教融合“一体” 构建低空经济全链条发展生态

深化校地协同，夯实产业创新底座。学校主动对接地方政府与产业园区，携手共建平台、共研技术、共育产业，搭建起多方联动、协同发力的校地合作新格局。2025年1月，学校联合崇左市发展改革委、崇左市高新区管委会，成立广西第一家低空经济研究院及产业孵化基地——崇左市低空经济研究院及崇左市低空经济产业孵化基地。同年4月，与扶绥县人民政府正式签署产教融合创新示范基地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校地协同”生态运行机制。目前，学校已自主研发面向6大应用场景共9款无人机机型，获得实用新型专利28项，实现了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全流程贯通。

推进学研产职一体化，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为破解科研成果“悬在空中、落不下来”的难题，学校坚持学研引领、产线落地、职业赋能一体化布局，分别在学研产职校区、空港校区、扶绥县科创园建成3条无人机生产线，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其间，ZY-50植保无人机单次作业覆盖面积达50亩，作业效率是传统人工的20-30倍。机型已投入贵港市、崇左市江州区、宁明县等甘蔗产区进行规模化应用，大幅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

激活人才与技术“两翼” 打造低空经济发展双引擎

构建“双证融通”模式，培育专业复合型飞手队伍。学校紧扣低空经济行业岗位标准与职业要求，联合广西滴嗒智慧航空科技、广西威鹰科技、广西宏飞植保服务有限公司等本土优质航空企业，开展中国民航局CAAC无人机驾驶操控员执照、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培训，推行“学历证书+职业技能证书”双证融通育人模式。累计组织700余名师生报名培训，200余人成功考取CAAC超视距多旋翼中型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大疆农用无人机航空器操作证。

聚焦产业实际需求，以技术创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学校坚持“产业出题、院校解题、市场检验”的技术创新思路，立足广西农业特色产业，将自研无人机技术深度融入地方支柱产业，与广西科创农业科技集团签订30万亩甘蔗植保框架协议，全面承接大面积甘蔗病虫害无人机植保作业服务，助力甘蔗病虫害防治效率提升30%。

抓实五大核心重点  筑牢职教服务低空经济硬支撑

重点师资：打造双师型教学研发团队。师资是育人与科研的根本保障，学校坚持“引育并举、校校共建、校企联动”，打造一支学历层次高、科研能力强、实战经验足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与东华大学共建博士工作站，组建由7名博士及高技能行业专家构成的核心科研团队。深入实施“双师型人才引育工程”，内部坚持常态化培养，每年选派10名教师赴企业挂职，全程参与无人机研发、植保服务、技能培训等实战项目；外部广纳行业精英，聘请广西威鹰科技总工程师、民航局资深考官等7名行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形成“行业专家+骨干教师”的双导师团队。目前，学校低空经济专职团队150余人，其中专家教授24名，汇集各类科研、工程及学生人才，统筹负责研发、培训、技术服务与植保作业工作。

重点专业：构建职业本科“智能制造专业群”。以智能工程学院为核心载体，整合校内优质教育资源，聚力打造职业本科智能制造专业群。专业群汇聚多项区级重点专业，包含广西民办高校优势特色专业-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广西民办高校高水平建设项目-机器人技术专业、广西民办高校重点支持建设专业-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等区级以上重点专业，专业布局全面覆盖无人机及智能制造领域，形成覆盖“研发-生产-运维-服务”的全产业链。

重点课程：打造“岗课赛证”融合的特色课程体系。依托校企协同优势，学校整合行业优势资源，与企业共建《无人机装配实训》《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操控执照培训》《农用无人机操作实训》等7门低空经济核心课程，并将CAAC考证内容嵌入教学计划，实现岗位需求、课程内容、职业证书有机融合。同时，以技能竞赛为抓手，积极组织学生参与“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广西高校无人机大赛”等各级各类赛事。近三年，师生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类赛事中取得丰硕成果，累计斩获国家级奖项35项（一等奖9项），区级奖项91项（一等奖24项），形成良性竞技育人氛围，持续提升学生综合技能与职业素养。

重点实训：打造“三中心两基地”实践平台。秉持“知行合一、理实并重”理念，学校统筹校内外资源，建成“三中心两基地”立体化实践教学平台。在校内，建成无人机飞行训练基地、无人机模拟飞行实训室、无人机装配与维修等3个专业实训中心，配齐多旋翼、固定翼等实训设备，满足日常教学、模拟训练、设备检修等基础实训需求；在校外，依托区域产业资源，与崇左市高新区、扶绥县科创园共建低空经济产业孵化基地、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基地2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生可直接入驻基地参与企业真实生产、研发、服务项目，在实战中锤炼技能、积累经验，实现“走出课堂即进入岗位、完成学业即可上岗就业”。

  重点服务：拓展“技术+文旅+培训”多元场景。学校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平台优势，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不断拓展“技术赋能、文旅融合、技能培训、规划编制”多元化服务场景，服务地方文化交流、国防建设、乡村振兴与产业规划，彰显职业本科院校的社会价值。2026年3月，受邀参加中国（龙州）·越南（高平、谅山）边关“春龙节”，两架自研大型无人机携壮族壮锦彩带升空，将非遗元素与现代低空技术相结合；2025年5月，系统开展无人机操作、飞行等技能教学与实地演练；2025年8月，与扶绥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签订专项培训协议，面向当地乡镇各类群体开设培训班，65名学员全部考核合格、顺利取证；2025年9月，深入各县区实地调研，以专业智库力量引领区域低空经济科学发展。

4.“千日成长”工程让学生每一步都踩在实处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素质教育模式的20年探索与实践

来源: 《中国教育报》；2026-07-07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高职院校开展素质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举措，也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自2006年起，依托首批“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建设工作，针对以往高职学生素质教育存在的目标不清、载体不实、路径不优、评价不系统等难题，积极建设学生素质教育综合基地，致力于让素质教育落地生根、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每一天。学校立足高职院校办学实际，研究设计高职学生素质教育方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紧扣学生三年1000天成长周期，联合行业企业持续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基于“千日成长”工程的高职学生素质教育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学校特色的高职学生素质教育创新之路。

校企共同确立高职学生素质教育目标

“高职学生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什么？”为回答好这一问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联合行业企业，系统分析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确立了包含“品德优、专业深、能力强、形象美”等内容在内的高职学生素质教育总目标。学校根据学生素质现状及三年素质养成循序渐进的规律，明确了“一年级深耕品德涵养、抓实品行塑造，二年级强化专业素养、淬炼‘零差错’匠心，三年级锤炼职业素养、树立职业形象、筑牢职业操守”的分阶段目标。学校围绕高职学生素质教育开展理论研究，立项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教师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科学构建高职院校素质教育有机体》等论文100余篇，出版《学生“千日成长”工程理论与实践研究》等著作20余本，系统界定了高职学生素质教育的边界、定位与实施路径，为高职素质教育专业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构建特色化、实体化高职学生素质教育载体

“高职学生素质教育依靠什么来实施？”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注重顶层设计和搭建特色载体，设置“千日成长”办公室，统筹推进全校素质教育，设立全国高职院校首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推进专题化、问题链、情境式融合教学，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学校创设明理学院，通过“明法理、明德理、明事理、明学理、明情理”五维积分明理实践，系统化、常态化涵养学生人文素质。学校开发“春意、夏趣、秋思、冬悟”四季课程，以“内修、外塑、才技”教学模块塑造现代职业人综合素养。学校创设银领学院，校企协同开展“金手指”技能训练营，联动企业开展定向素质教育，强化职业精神涵养，实现学生素质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有效对接。学校构建了覆盖思政教育、人文涵养、职业素养等素质教育载体矩阵。依托载体建设，丰富素质教育教学资源，素质教育课程在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学习量达800余万人次，素质教育管理平台用户数量达22万人次；素质教育相关课程入选国家级别、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成杭州银行实践基地、浙商银行客户服务中心等一批育人基地。

实施分阶递进高职学生素质教育路径

“高职学生素质教育沿着怎样的路径来开展？”围绕这一核心命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创设“爱生节”，出台《“千日成长”工程教育实施方案》等制度，围绕学生大学三年素质养成规律，促进学生素质阶梯式提升。一年级编制《扬帆高职：大一学生成长指南》，开展学生读万卷书、访万名校友等活动，夯实学生成长根基；二年级编制《幸福成长：大二学生发展指南》，强化专业实操训练，开展技能竞赛等活动，提升学生专业素养；三年级编制《优质发展：大三学生成才指南》，立足岗位实战，开展就业文化节等活动，筑牢学生上岗从业基础。三个年级环环相扣、逐级递进，形成了全程贯通、分阶实施的素质教育路径。学生健康成长，育人成效逐步显现，学生获得团组织“践行工匠精神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毕业生以“行业操守好、岗位适应快、动手能力强”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优化高职学生素质教育评价体系

“高职学生素质教育成效如何评价？”这是高职院校开展素质教育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创新实施素质养成学分制度，设置10学分，将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学校基于高职学生共性特征研制基础评价指标，对标高技能人才培养标准，将思想道德、职业精神、人文素养、身心健康、实践能力、数字素养等纳入评价范畴；结合专业设置专项评价指标，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定制评价内容；设置个性评价指标，重点记录学生阶段性、增量式成果，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学校建设素质教育管理平台，研制素质教育模块及积分标准，全程记录、动态抓取学生素质养成日志等内容，生成学生素质养成轨迹，形成学生素质档案。

20年深耕不辍，基于“千日成长”工程的高职学生素质教育模式以系统化设计、实体化运行、分阶化推进、科学化评价，推动学校育人能力和办学水平持续提升。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入选国家教育部门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典型案例以及全国职业院校推进“三全育人”工作学校典型案例等，学校以“优秀”等次通过全国首批“双高校”验收，并入选第二期国家“双高建设计划”院校。学校相关育人经验在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干部轮训班上进行经验分享。学校创新构建的高职学生素质教育模式，为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浙金院方案”。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经典论述（27）

来源：“未来新职业”公众号；2026-07-31

1.单靠读书，欲求得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是万万学不成的。

黄炎培坚决反对旧教育鄙视劳动、轻视实践、崇尚死读书的恶习，积极认同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使功课劳作合一”的教育思想。

但是，中国的职业教育在其发展初期，大多是比照着普通教育的模式来办的，同样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从学校开始在学校结束的教育。由于大家对于书本理论知识作为基础知识重要性的普遍看重，绝大多数职业学校的课程安排都是从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开始的，只是在课程门数和课时数量的安排上较之普通学校有了明显的减少。这种做法尽管的确给后面的专业课程及实践教学留足了时间，但它实际上形成的依然是以书本理论知识传授为重的教学格局。而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学生对这种基本类同于普通中学课程安排的普遍厌倦，它的教学效果自然远远难以达到学校和老师的预期。

再者，基础知识课程安排多了，实践教学的时间就要减少。如果基础知识又不是切合实用的知识，那么，实践教学的内容就会和之前所学的理论知识联系不上，实践教学就会流于形式，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会落空。而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种不可能在书本理论知识的学习中就能完成的教育，结果就会出现黄炎培先生所担心的“单靠读书，欲求得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是万万学不成的”局面。

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教学设计中，理论知识学习和专业实践教学至少应该是并行的，最好应该是互相融合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单靠读书，欲求得实用的知识和技能”的被动局面。这就需要打破传统思维习惯，彻底改变职业学校课程教学安排的套路，或者用“工学交替”课程，或者用“半工半读”课程，或者用“先工后读”课程等方式，取代因循守旧的文化基础课十专业基础课十专业(方向)实践课的“老三段”课程模式。

事实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先进课程理念，以及诸如能力本位课程、基于完整工作过程体系的学习领域课程、双元制、学徒制、基于教学工厂模式的综合实训课程等，都给黄先生当年的思想做了详尽的补充和实证。

   2.今青年毕业于学校，失业于社会者，比比皆是。苟长此不已，教育愈发达，失业者愈多，满地皆高等游民，成何世界!此其责任不得不由教育当局负之。

辛亥革命胜利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蓬勃发展，社会迫切需要大量有一定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水平的劳动者。然而在当时，学生毕业走出校门，所学非所用者比比皆是，这在当时专业人才奇缺的情况下，极大地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不能满足民族工商业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当时，我国每年都有95%以上的高小毕业生和90%的中学毕业生在毫无职业培训的情况下被抛向社会；还有超过百分之六七十接受了新式专科教育或本科教育的青年学子，在学业完成获得学历文凭之后，却发现竟无社会所需要的一技之长，因而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生涯立足点。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极大的困惑。

面对大量毕业于现代学校而又无真才实学可以谋生糊口的“识字游民”，黄炎培叹息道:“教育幸而未发达未普及耳，苟一旦普及，几何不尽驱国人为高等游民，以坐待淘汰于天演耶。”当时的各种新式教育，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把教学的目的归于书面文字知识的教育，这必然使学生轻视实用技术与技能，进一步导致各种学校毕业生除升学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黄炎培把造成这一切弊病的根源统统归之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他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普通教育要注重生计”，即普通教育要给予学生将来走向社会、独立谋生的一种本领和能力。至此，提倡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的教育形式的念头已经萌发。黄炎培意识到，仅从改革普通教育入手难以尽快奏效，必须另辟新径，提出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职业教育。

（本文来源：《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经典论述与创新实践》，主编吴学敏，南京大学出版社）